开发区 贾莲
    在平原城西，曾经有一座枕高堤而立、殿宇巍峨的森罗殿。110年前，朱红灯、李长水等义和团拳首，聚众三千，以“反清灭洋”的宗旨举行武装起义，用鲜血在森罗殿前，写下了一支农民起义的悲壮史诗。
    现如今森罗殿，平原起义中义和团和清军激战的地方，也早已在另一场运动——文化大革命中被摧毁，只剩下三块碑刻还耸立着，孤独地记忆着当年躁动不安的平原。位于县城西南十八华里的大芝坊村，被树荫环绕着，安静地横亘在一片土堤上。在这个村子的东南角上，有一座被围墙圈起的院落。这就是当地人所说的森罗殿遗址。森罗殿的具体建造年代已经无从考证，唯一有记载的是在明代的时候，这里的香火还很旺盛。后来在文革中，这座古建筑被摧毁，只剩下三座碑刻和一扇南门。
    110年前，这里爆发了一场义和团和官兵的大战。这起事件看似突然，但从事件之前的情况来看，在所难免。清光绪二十五年秋九月(1899年10月18日)，持续的饥饿让华北大地上一向安分的农民恐慌起来。而官府的腐败、外族的欺凌、命运的糟践、生存的困境，一股脑地混杂在一起，使得这个民族最原始的本能情绪在他们身上突然爆发。他们被组织在一个叫“红拳”的武术团体之中，纵火、抢劫教民、攻击教堂。尤其济宁、嘉祥、曹州等地，民间云集响应、来势汹汹，被洋人和教民称之为死灰复燃的“大刀会”暴乱。
    1960年代，山东大学曾做过一次口述历史调查。这些调查资料显示了义和团拳民的来源非常复杂，不仅有很多穷苦农民和雇农，也有大量富足殷实的人家。根据当时的平原县令蒋楷后来在《平原拳匪纪事》一书中的记述，四月初，一位来自禹城的传教士写信向蒋楷控告，县内的一位武生张泽，将自己入教的侄子张安业打了，蒋楷前去调查，发现损失根本不似教民所报的严重，遂由官府拿钱作出补偿。这次事件让蒋楷在民教矛盾上的态度暴露无遗。这位曾在鲁西南地区为官，并经历过教案风波的知县，深知百姓以教案泄愤，而洋人反过来就以教案启衅。一旦教案一起，会有更多的教堂在事后建立起来。因而，蒋楷来到平原后，往往两不弹压，居间调节。然而，就在蒋楷如此谨小慎微地处理着县内的纠纷，并且庆幸没有造成更大乱子的时候，不安的因素也在潜滋暗长之中了。1899年中秋之前，平原县“抢案四起”，教会和二毛子们(即依仗教会势力横行乡里的当地教民)的嚣张气焰彻底激怒了当地人民。当时在平原县有一位为人义气，广交朋友，曾担任武术村社的拳首李长水，在与一个教民发生冲突之后，带领拳民洗劫了正在准备过节的对手一家。之后，蒋楷带领官兵逮捕了六名参与洗劫的拳民。这一事件直接导致了矛盾的升级，李长水派人向身在茌平的义和团首领朱红灯发出了救援请求。
    九月初五，李长水将朱红灯请到了杠子李村。朱红灯到来当天，便以自己的名义传帖聚众二三百人，第二天聚集的拳民便增加到五六百人。九月初七，感到奇祸将至的蒋楷，带领几十名兵勇和衙役来到杠子李村。交战开始，拳民向东南磕头，祈求保佑，然后以一种奇怪的罗圈阵，击退了人数单薄的官兵队伍。事到如此，一直对山东巡抚掩饰事态严重性的蒋楷，也准备向济南请求军事援助了。不知是否是犹豫不定，他依然“按他平时的拖拉方式”，通过邮差呈
    送请求。而同一天，邻县恩县县令
    则以蒋楷名义急电求援，他感到
    若暴乱升级，他将无法保护县内
    的庞庄教堂。而朱红灯绝没有与
    官府对抗的心思，从其 “兴清灭
    洋”的旗帜便可知晓。为了不再与
    官府发生冲突，朱红灯带领队伍
    离开杠子李村，准备去攻击恩县
    的教堂。但就在途中，朱红灯得知
    庞庄的教堂已早由清兵保护，便
    将队伍转移到平原县西南15里
    处的森罗殿暂作休整。而就在此
    时，恩县县令急电所请的军队，也
    很快到了，并探知了朱红灯的去
    向。于是，清朝的官军与扛着“兴
    清灭洋”旗帜的义和拳在森罗殿
    遭遇了。为了表明自己与官府所
    称的乱匪、邪教有所区别，朱红灯
    使用起了“义和团”的名称，将他们与正统的乡村自卫组织等同起来。还派人带了书信去迎接领兵而来的袁士敦，但袁士敦将这封写满奇怪符号的信函理解成了 “战书”，因而向拳民开了火。尽管团民们号称有“刀枪不入”的法术，但他们终究没能抵挡住火枪的射击，经过五个小时的激战，朱红灯的队伍败下阵来，在义和团史上留下了悲壮的一笔。
    森罗殿原建筑虽已湮没，但遗址尚存，现为大芝坊小学，故应将这一古遗址载入史册，以铭后世。